社会评价情境促进心理化

文献：Woo, B. M., Tan, E., Yuen, F. L., & Hamlin, J. K. (2023). Socially evaluative contexts facilitate mentalizing.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7(1), 17–29. https://doi.org/10.1016/j.tics.2022.10.003

论文原文

目前对于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儿童什么时候心智形成，他们将心理状态归因于谁(代理人or非代理人)，他们对哪种心理状态进行推理(知识or信念)，以及这些表征的性质(心智作用或某种较低水平的近似)。但忽略了“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更可能发生心理化的特定环境”这一问题。一些心理状态与（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直接相关(如，一个人是否打算伤害或帮助)，而另一些精神状态与生存和发展相关性较小(如，一个人是否打算接近一个中立的、不起眼的物体与另一个)。并且心理化常常增加认知成本，需要进行超越他人行为表象的推理。研究表明，当环境与生态相关(例如，涉及食物)时，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更有可能产生心理化。 本文作者认为在代表他人的心理状态影响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情景下，人类更有可能进行心理化。

人类生活以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为中心，人们的行为会影响他人。由于这种相互依赖，人类面临着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的任务（关心他们的人还是抛弃他们的人，帮助他们还是伤害他们，教育他们还是误导他们）。这项任务被称为合作伙伴选择，需要准确评估他人合作潜力，以最大化积极的社会互动和最小化消极的社会互动。根据作为独立第三方获得的信息(如，通过观察个人如何对待他人)进行推断，促进了合作伙伴选择任务。那些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的人相较于反社会行为的人是更好的潜在伙伴。大量研究表明，做出这种社会推断的基本能力在发育早期就出现了。

作者提出在代理人的行为与其合作潜力相关的情景下，心理化是容易的。这些情境称为社会评价情境，包括但不限于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的情境（如：帮助与阻碍他人的目标，提供身体保护或照顾与伤害，行为公平与不公平）。代理行为与合作潜力无关的情境(如，对中立对象的行为)称为非评估性情境。如果无法识别不良合作伙伴，个体可能会受到伤害，因此在社会评价情境下，个体可能特别关注反社会的心理状态。

目前还没有研究直接测试社会评价环境促进心智化的可能性 ，但作者提出三条间接支持证据。

社会评价情境通常涉及多个主体，每个主体都有独特的心理状态，其中一些主体可能会将他人的心理状态嵌入其中 在一项经典研究中，Woodward发现，在一个智能体反复作用于一个物体而不是另一个物体(非评估性情境)后，6个月和9个月大的婴儿期望智能体在物体位置切换后继续接触同一个物体。这些发现证明婴儿代表对象导向的目标。 3个月大的婴儿似乎已经利用他们对目标的理解来评估潜在的合作伙伴。在一项研究中[ Hamlin, J.K. et al. (2010 )]，3个月大的婴儿观看了一个试图爬上山但失败的主角。帮助者把主角推上山，而阻碍者把主角推下山。在婴儿习惯了这些事件后，同时呈现帮助者和阻碍者，测量婴儿对二者的注意力。婴儿更倾向于看帮助者，这表明婴儿对施助者的评价不同。在另一项类似的研究[Hamlin, J.K. and Wynn, K. (2011)]中，3个月大的婴儿婴儿也更倾向于看帮助者。因此，婴儿可能更喜欢亲社会行为而不是反社会行为。 在这些研究中，要把行为主体分为帮助者或阻碍者，人们可能必须首先确定主角的目标。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婴儿对帮助者和阻碍者的评价与对目标的理解有关，山丘范式中6至11个月大的婴儿只喜欢在主角的目标明确时(即当主角向上移动时看起来不是向下移动时)将主角推上山的行为主体人(图1)。尽管表示多个主体的目标很复杂，但是年幼的婴儿似乎也会在社会评价环境中表示目标，并使用这些表示来告知他们的社会选择。

图1

行为证据： 婴幼儿在目标之外的各种心理状态的表征，包括意图和信念。而表达意图和信念需要超越他人行为的物理实例化结果的推理，因此比表达他人实现的目标更复杂。有证据表明，婴幼儿在社会评价更强烈地表现了这些心理状态。

意图：未实现的目标。婴幼儿在解释他人的社会决策和评价其他行为主体时，对他人未实现的目标表现出敏感。即使结果相等，婴儿对他人未实现的目标表现出亲社会与反社会的敏感性。相较于在非评价环境，在社会评价环境中对未实现目标的敏感性发展得更早更强烈。关于婴儿是否在非评价环境中代表未实现的目标，证据不一。 研究表明，婴儿在3个月大的时候就会在评价性环境中表征出未实现的目标，比他们在非评价性环境中表征出未实现的目标至少早4个月。除了理解未实现的非社会目标(如爬山)外，幼儿似乎对他人未实现的社会目标（表明亲社会与反社会的意图）很敏感。如，6个月大的婴儿在成年人不愿意或无法分享玩具时表现出更多的不耐烦。在这些情况下，成年人行为的结果是相同的，但婴儿的反应对成年人的意图很敏感。因此，婴儿可能在社会评价的背景下代表意图。 在一岁后期，婴儿表现出对代理人未实现的目标的敏感性，即对第三方是亲社会还是反社会，如Hamlin, J.K. (2013)的研究发现，当两个代理人帮助主角或阻碍主角失败时，8个月大的婴儿更喜欢试图帮助的代理人，虽然试图帮助的代理人与更糟糕的结果相关:主角未能实现其目标。并且一岁后期得婴儿对社会行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也很敏感。如，婴儿观察有意的和偶然的帮助者，婴儿更喜欢有意的帮助者。

错误信念 涉及错误信念的情境会挑战观察者去理解自己和他人对世界的表述之间的差异。因此，错误信念的理解可以作为心理化的基准。长期的研究表明，儿童直到4岁时才会对他人在言语任务中的错误信念进行推理。 而在非语言测试中，一些研究发现幼儿代表了错误的信念。在Onishi和Baillargeon的研究中，向15个月大的婴儿展示了一个代理人，该代理人寻找一个在两个盒子之间移动的玩具(图2)。

图2

对于一些幼儿来说，当代理不在时，玩具会移动，导致代理对玩具的位置持有错误的信念。观察模式表明，幼儿希望代理人去拿她最后看到玩具的盒子，即使玩具已经移动了。此后的研究为幼儿的非语言错误信念推理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几个实验尝试在幼儿中复制非语言错误信念理解的发现都失败了。但这些失败的复制只检查了非评估环境中的信念，即代理人对无生命物体的位置有信念。作者认为错误信念理解的证据可能是混合的，因为非评估背景让观察者几乎没有理由关心代理人的信念。而社会评价环境可能通过给予观察者理由去关心行动者的心理状态来促进信念表征。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在幼儿、儿童和成人中，当一个行为者追逐另一个行为者时，存在非语言信念表征的证据。在一个研究[Surian, L. and Franchin, L. (2020)] 中，幼儿和成年人观看了一个追逐圆盘的三角形的视频(图2)。当圆盘从一个盒子移动到另一个盒子时，三角形可能在场，也可能不在场。当三角形再次出现时，17到23个月大的婴儿和成年人，首先看的是三角形最后“看到”圆盘的位置。这些发现与2岁儿童在非评价性情境下的信念表征的失败结果形成对比。 在一项实验中[Woo, B.M. and Spelke, E. (2022)]，15个月大的婴儿观看一个在一个盒子里寻找自己想要的玩具的主角，同时有另外两个木偶在场观察。然后，无论观察者在场或不在场，想要的玩具都被移动到一个新的位置。当观察者在场并因此了解玩具的运动时，幼儿会重视引导主角到想要玩具的新位置的观察者。当观察者不在场，因此对玩具的位置有错误的信念时，幼儿反而更看重把主角带到最后看到想要的玩具的位置的观察者。对幼儿和8个月大婴儿的进一步实验从概念上重复了这些发现。综上所述，这一证据支持了一种可能性，即心理状态在社会评价环境中得到了更强烈、更有力的体现。

成人和婴儿神经影像学证据： 神经科学家已经确定了人类大脑中支持心智化的关键区域;这些区域包括颞顶交界处、内侧前额叶皮层、颞极、楔前叶和颞后上沟(pSTS)。如果社会评价性环境相对于非评价性环境更有利于心智化，那么当人们观察到与社会更相关的行为时，这个心智化网络中的活动可能会更高。近二十年的研究发现，当成年人观看更多或更少的社交活动时，这些大脑区域的活动是不同的。fMRI研究发现，成年人观看了帮助或阻碍主人公爬山或从事独立行动(独立攀登)的代理人的视频，帮助和阻碍的视频（相对于独立的行为）导致pSTS的活动增加。使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的研究提供了6至13个月婴儿的趋同证据[ Farris, K. et al. (2022)]。当婴儿观察到社会行为(例如，一起鼓掌)比独立行为(例如，彼此分开鼓掌)时，背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更高。这些发现支持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成年人和婴儿在观看参与积极和消极互动的代理人时，心理反应更强烈，因为这些互动为社会评价提供了机会。

在社会评价情景下，不能识别反社会的、不合作的主体可能会给生存带来直接的风险。考虑到这些风险，当行为人伤害(或试图伤害)他人，或者当行为人选择违反既定的社会规范时，人们可能特别有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与这种可能性相一致的是，经典研究表明，和与他人玩耍相比，当代理人欺骗他人时，儿童对错误信念的推理更强烈。成人，儿童和婴儿在提供负面社会评价的机会时特别容易心理化。 意图归因：由于违反规范与合作高度相关，成年人可能会将意图过度归因于违反规范的行为体。如副作用研究中，与积极的副作用相比，成年人更有意识地看待消极的副作用。因为副作用反映了对违反规范的行为者的敏感性，无论是道德的还是非道德的。发展研究也揭示了儿童[Leslie, A.M. et al. (2006) ； Pellizzoni, S. et al. (2009)]和婴儿中类似的现象。 代理（起作用的事物）归因： 负面社会评价的机会也可能导致代理归因的增加。例如，成年人通常认为机器人的能动性不如成年人。但当机器人为了赢得比赛而作弊(即反社会行为)时，相对于机器人表现亲社会行为(帮助成年人获胜)或中立时，成年人认为机器人更具有自主性，与机器人交谈更多。将起作用的事物归因于消极结果的非代理来源也可能发生在婴儿期。

神经影像学证据： 通过fMRI发现消极的社交活动比积极的社交活动在pSTS中的活动要高。使用脑电图检查6个月和12个月大的婴儿对帮助者和阻碍者的反应。（测量P400成分，该成分与处理目标导向行为有关，并反映了颞上沟的活动。）当6个月和12个月大的婴儿观看阻碍者的图像时，事件相关电位比观看帮助者的图像时更高。因此，对于婴儿和成人来说，消极的社会互动比积极的社会互动导致更强的与心理状态归因相关的神经活动。

心理状态推理不仅用于社会评价，当人类参与社会评价时，心理状态推理可能会被促进，甚至过度激活。人类婴儿在非评价性环境中，即使不是更早，也会在社会评价性环境中开始心理化。在社会评价性环境中，人类发展的心理状态表征可能更强，尤其是在有负面结果的情况下。 这篇观点文章支持心理化在社会评价环境中可能具有优势，这可能是因为它在促进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有效的伴侣选择可能为人类强烈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天性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