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认知因素在ASD、ADHD或DLD儿童情绪识别困难中的作用

文献：Löytömäki.J., Ohtonen.P., & Huttunen.K.(2020). The role of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factors in emotion recognition difficulties in children with ASD, ADHD or DLD.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Disorders,55(2), 231-242. https:// doi.org/10.1111/1460-6984.12514 论文原文

1.背景介绍 ¶

情绪识别能力是儿童沟通能力和社会情绪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患有神经发育障碍的儿童通常存在情绪识别方面的困难，情绪识别能力通常受到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影响。本研究探讨了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和发育性语言障碍（DLD(或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SLI)）儿童的情绪识别能力。他们具有相似的病因背景，并且通常会一起出现，这也表明至少有一部分共同的神经生物学背景，但是作为一个小组，ASD、ADHD和DLD儿童不仅在神经发育领域而且在情绪识别能力上也有重叠的困难，很多研究都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基于对情绪识别能力的已知信息，目前最有力的证据是它们与心理理论(ToM)、语言和工作记忆能力相关，其中ToM与情绪识别有着强烈而直接的关系，语言被证明是情绪识别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工作记忆困难在这些人群中最普遍，其中DLD儿童问题最严重。 目前尚不清楚哪些潜在因素可以解释这三种障碍的情绪识别困难，也不清楚典型发育人群的情绪识别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语言和认知能力。并且没有其他的研究同时包括ASD, ADHD和DLD，并广泛地探索了语言和认知因素与情绪识别能力之间的关系。

2.目的 ¶

确定ASD、ADHD和DLD儿童的情绪识别能力与TD儿童的区别以及与这些困难有关的潜在的语言和认知因素。

3.方法 ¶

ASD、ADHD和DLD组，6-10岁的儿童50名，这三个诊断组一起称为临床组（clinical group）；TD组，6-10岁的儿童106名，每个年龄段20-22名儿童。非语言智商> 85，整个临床组的男性比例明显高于TD 组，诊断组中有30名是单项诊断，但除了主要诊断外还有20名儿童至少有一种并发（comorbid）诊断：6名ASD+ADHD，7名ADHD+DLD，3名ASD+DLD，4名ASD+ADHD+DLD。在临床组中，有35名儿童（70％）在数据收集期间接受或正在进行言语治疗，另有15名儿童（30％）未接受治疗。

通过使用词汇，快速序列命名，工作记忆，ToM和情绪识别任务的正式测试收集数据。

通过使用经过验证的芬兰语版本的波士顿命名测验（Boston Naming Test），在表达词汇的范围内探索了神经发育障碍被试的语言能力。快速自动命名是通过使用经过验证的快速序列命名测试（Rapid Serial Naming Test）的两个子测试进行测试的。因为没有测试结果与典型发展相关联的详细信息，因此只进行了数据分类，即在其年龄水平上表现良好和–1 SD以下。 工作记忆：伊利诺伊州心理语言能力测验（Illinois Test of Psycholinguistic Abilities，ITPA）的听觉和视觉短期连续记忆任务。 ToM能力：Sally-Anne检验被用作一阶错误信念任务，为了减轻记忆负荷，使用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娃娃，而不是使用两个女孩娃娃的原始设置；Ice Cream Van故事用作二阶ToM错误信念任务，要求儿童提供其对二阶ToM问题的回答的理由。

通过对面部表情和语音语调进行匹配的强制选择任务来评估情绪识别能力。 无意义单词任务：听18个由无意义单词“paappa”、“piippi”和“paippi”组成的项目，9个项目嵌入一个中性语言载体(“现在我说…’)，载体短语的韵律与目标情绪声调相匹配。三到四词的句子：语言内容与说话时的情绪相一致(例如，“别来这里!”他生气地说)。 芬兰语版FEFA 2测试的“面部”子测试（The Frankfurt Test and Training of Facial Affect Recognition）被用作评估儿童面部表情识别能力的标准化任务。儿童必须将面部表情（六种基本情绪以及羞愧和中立的表情）与听到的语音匹配起来。

4.数据分析 ¶

SPSS（vv.24和25）用于统计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单一诊断儿童与合并症诊断儿童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差异以及情绪识别能力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研究。方差单向分析（ANOVA），独立样本和配对样本T检验，卡方检验和Fisher精确检验用于比较不同诊断组之间以及临床组和TD儿童之间的语言和认知测试结果以及情绪识别结果。 线性回归分析用于探讨哪些语言和认知因素可以预测儿童的情绪识别能力，无意义情绪词、面部表情的FEFA 2测试以及面部表情和语气的匹配结果作为因变量，所有测得的语言和认知因素均作为独立变量，以寻找最佳的预测情绪识别能力的模型。

5.结果 ¶

在RAN（快速自动命名）时间子测验中的颜色、数字和字母，或者在ITPA（伊利诺伊州心理语言能力测验）听觉中或视觉短期记忆上临床组的原始分数与年龄标准相比无差异；三组神经发育障碍儿童的波士顿命名测验原始分数没有显著差异；与年龄标准相比，患有DLD的儿童的表达词汇和快速命名对象的能力明显延迟；三个临床组的听觉短期记忆能力均明显延迟，而DLD患儿的视觉短期记忆能力也明显延迟。 ToM任务：ADHD和DLD组中ToM 1任务的通过率比TD组低，ADHD儿童通常会给出正确的ToM 2解释，其它组则不能。

无意义词和有意义句子中语调情绪的识别在临床组中有显著的差异；在FEFA 2测试中面部情绪识别，照片任务和视频任务之间有显著差异；在所有情绪识别任务中，临床组的表现均显著低于TD组，除了匹配面部和语音情绪任务以外，跨不同任务的识别能力概况在所有临床组中相似，ADHD在通过照片识别面部表情方面明显优于DLD；与TD相比，临床组之间最大的差异是通过照片识别情绪，最小的差异是在有意义的句子中识别情绪；TD组在任何识别情绪能力的结果上有性别之间的显著差异。

通过ToM 1任务是FEFA 2测试结果的重要预测指标；在同一模型中，ADHD在FEFA 2测试中的表现明显优于DLD；在FEFA 2“面孔”子测试中，诊断和一阶ToM错误信念能力预测了儿童面部情绪识别的延迟，ADHD儿童的延迟最小；波士顿命名测试中表达词汇和ITPA听觉或视觉工作记忆子测试分数一起预测了面部表情和语调匹配任务的延迟程度。

6.总结 ¶

本研究的主要结果表明，ASD、ADHD或DLD患儿在所有情绪识别任务中都存在相同的困难，与TD同龄人相比，他们在所有测试任务中的情绪识别能力明显滞后。此外，儿童的情绪识别能力在单一诊断和共病诊断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语言和认知因素与情绪识别能力的相关性要比作者预期的少。